李约瑟援引化学上的"滴定"方法,将"现代科学"作为普遍性标准来测度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演进与得失。但这种"滴定"的方法引起了广泛的质疑。陈方正将"现代科学"视为西方文化传统之内在革命的结果,消解了李约瑟作为"滴定"标准的"现代科学"之普遍性假象,却导致了对"滴定"之"再滴定"的无穷后退。两者的分歧集中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关系的理解上:李约瑟混淆了"滴定的手段"与"滴定的对象",消解了"滴定"标准的普遍性,使得其"滴定"效果深受质疑;陈方正将异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西方科学传统当作科学的普遍性形式,实际上也犯了他所批评的李约瑟之混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错误。如果基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立场,区分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三重关系,并以之作为破解"李约瑟难题"的可能方案,则不仅可以回应李约瑟"滴定"中西文明的方法论疑难,而且还可能在一个新的立场终结中西文明对话中的诸多外在纷争。